[4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第二，裁判效力为特定程序的产出，是否可以扩张至该受让人，应以该受让人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程序保障为基础，不能以可能进行但仍未进行的判断善意取得要件的程序作为标准。另一类是指诉讼标的的权利义务主体不可能或不适于诉讼时，由法律规定的应当对归属主体负有保护职责之人进行诉讼担当。
尤其在涉诉标的部分转让时，转让人与受让人均为实体权利义务的主体，二者同时享有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即使受让人参与诉讼，也不应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应作为共同诉讼人参加诉讼。当事人恒定是程序安定性的要求之一，旨在通过补足当事人适格的基础来改变原先简单驳回带来的弊端。根据《民诉法解释》第249条，适用诉讼承继条件有二，一为受让人申请承担诉讼，二为人民法院依据具体情况决定。如同撤诉一样，更换当事人是对诉的重大变更，必然影响对方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与实体利益，给对方当事人的诉讼策略及诉讼预期造成重大影响，人民法院居中裁判，无法反映被告的诉讼利益，遂应征求对方当事人的意见。然此诉讼担当被限定为法定诉讼担当，实为保持诉讼安定性之举，无法完全体现当事人间合意，即无法以当事人之间存在转让与受让涉诉标的的行为就完全肯定二者对诉讼担当达成合意。
当事人恒定有以下优点：第一，使已进行的程序不至于归为无效，避免了多次开启程序给法院带来的负担。《民诉法解释》并未列举任何考量因素，是否允许承担诉讼完全归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此规定过于简单，可能出现滥用职权的现象。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
其中，有关党内法规制度创新和体系建设的专题论述有40余段。虽然海外中共学的学术话语呈现繁荣态势，但党内法规尚未作为得到普遍承认的概念被纳入正式的专题研究范畴。兰亚宾：党内反腐法规体系研究，《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4期，第19-22页。{5}［美］黄宗智：中国古今的民、刑事正义体系：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法系，《法学家》2016年第1期。
就吸取外来法律文明精华而言，这不仅可能堵塞全球化时代法学话语的正常学术交流，而且对执政党的科学决策也弊害无穷。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
[9]20世纪80年代，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教授在发言中说，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学混乱，哲学贫困，法学幼稚。与过去党规党法的话语表达略有不同，在这个报告中，刘少奇使用了与党章并列的党的法规这一新话语： 党章，党的法规，不只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随着中国的崛起，海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海外中共学。(二)党内法规的体系构造：政法学术话语的流变 就学界而言，当前的党内法规研究呈现不断升温的热点化态势，但围绕体系化目标的基础理论研究仍非常不足。
围绕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的从严治党，党规研究话语出现首轮热潮。而相反的一派则认为，即使曾经存在中华法系话语系统，但它在外来思潮的强力冲击下，已经支离破碎，很难复原，故而现今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重建不能罔顾西化的事实。法学家既是政治法律实践的谋划者，也是学术系谱的传承人，更是大众法意识的培育师。在中国，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或许只有一线之隔。
[52]就当前而言，在执政党与国家治理一体化的新宪制结构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研究更应注重整体实践的深描，而非表层诠释或轻率评断。鉴于纪委只是党的机器的普通组成部分，缺乏机构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如何对党的其他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行使有效的监督，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苏力：中国法学研究格局的流变，《法商研究》2014年第5期，第58-66页。就传统而言，中华法系今天不仅在中国也在其他主要的东亚文明国家起到重大的作用，应该破除一些影响较大的盲点和误区，探索一条超越中西、古今二元对立分析框架的道路。
于是，一股寻找本土资源的复归运动，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扩散，后虽一度陷入孤独，而今又再放光彩。L. Volpp，Feminism versus Multiculturalism，Columbia Law Review，Vol.101，No.5(2001)，pp.1181-1218. [3]例如，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将美国式权利话语的显著特征描述为：对于绝对而张扬的形式化的偏好，对于责任的近乎失语，对于个人独立和自我满足的过度忠诚，通常在无视市民社会中间群体的情况下关注国家和个人，毫无愧意的偏狭，等等。此种研究趋向表明：就法律话语理论的推进而言，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话语研究极为必要。出于文化沟通的需要、知识传播的便利，不少学人将某种中国之外的西方法学视为先进之模板、启蒙之良师。[39]参见刘德威：‘依法治党问题研究述评，《理论前沿》2001年第4期，第32-33页。邓正来用一句格言式的话语结束了讨论：当我把你从狼口里拯救出来以后，请别逼着我把你又送到虎口里去。
这个更为复杂的思想体系认为，法律话语应关注受其影响之人的具体生活。事实上，当代中国法律学术起始于政法不分家的对策式研究，政治和法律不仅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切割，在话语生产上也逻辑相通。
[16]而作为拯救方案的法学理论实证转向，一方面显示出大写法学风光不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新方法在解构与建构、个案与整体上的虚妄对立——单纯的规范研究或经验研究，不仅严重制约了大众社会的法律认知，亦使精英内部的法理沟通更加困难。但如何真正解决，他也没有给出完美的方案，最后只是将之作为本质主义的建构论谜题予以搁置。
他以冯象的政法研究和强世功的政治宪法学研究为例，试图表明：在中国，学术化的政法法学不仅可能，而且可欲，是一种正常的公共选择。[12]出于批判西方法制的话语需要，主流法学家对后现代法学发出邀请，希望借此对教条化的法律意识形态有所纠偏，甚至全面更新法学研究范式，为法治探索未来。
第三，为进一步修改党章奠定基础。法学与法律、法治等概念的天然亲缘，也决定了将它们严格进行分离的做法几近幻想。不将二者做必要的区分，又很难实现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33]与党内法规建设的政治话语相比，相关学术话语，特别是法理学承担的基础理论和战略研究功能，未能充分激发。
[47]参见刘红凛：《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面对一座年代久远、地形复杂、蕴藏丰富的矿山，当代中国法学话语研究如同地质勘探，只有全面考察了标本的时空演变、地形结构，精准探测话语矿藏的类型和分布，才能对其能否开掘以及如何开掘提出专业意见。
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法学话语如何从国家本位过渡到社会本位？法治中国的话语内涵怎样实现以整体社会的法理再造为根本战略指向？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在孙国华看来，用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武装中国法学，不等于不搞法律实务研究，要继续克服不重视、不研究专门法律问题，不研究具体法律手段，只关注宏观的、意识形态问题的错误思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实际必须有理论的指导。
但由于移植知识很难转化为符合大众口味的话语，法律专家的意见总是时不时地与普通人代表的公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09-120页。
[24]张厉生：《党务实施上之问题》，中央训练团1939年刊印，第13页。与法律话语类似，法学话语也是多元主体博弈的社会实践产物，并非法界精英的专利。例如，邓正来在2005年连载发表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从学术层面系统地提出了中国法学话语的主体性问题。如何在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框架下，从不同进路以各自的资源、贡献完成学术地图的升级重构，成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研究的重大课题。
直至今日，此种吊诡的话语圈套依然深嵌于中国法学界当中。[25]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38年印行，第13-14页。
理解了此种逻辑，我们才能在混乱中发现秩序，不至于臆想出所谓的完美体系去强加拼装。他在报告中对党的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特别强调了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
即使是对政党内部法规的研究，也未形成稳定的研究范式和话语模式。[8]中国文化强大的内生修复功能，让外来的法学话语在移植过程中产生了奇特的化学变化。
